作者丨李宏勃配资有哪些好的平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籍数学家王虹获得了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后，在媒体关于该事件的讨论中，最为年轻学子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就是王虹何其有幸，在大学里遇到了拉里·古斯这样一位良师益友。
其中一个细节让很多人感动，那就是在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当王虹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她的导师拉里·古斯站在窗外凝望，这张照片很快冲上了热搜。它传递出的导师对学生的关爱以及那份纯粹的学者气质，得到了网友发自内心的赞赏。
与对“别人的导师”的热烈赞扬和无比羡慕形成对比的是，在年轻学生聚集的各类自媒体平台上，吐槽、抱怨自己无缘遇见好导师的信息比比皆是。打开诸如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甚至可以看到“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导师拉黑”等信息。
不论自媒体讲述的具体个案是否真实客观，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紧张。
据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全国在读的研究生有400多万，且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长。因此，如何规范导师行为、重建信任关系，就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治理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道德批判或宏大叙事，而应在教育法治的视角下，讨论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和权威的制度引导导师规范履行职责，从而建立和维系良好而专业的师生关系。
导师不是学生的老板，必须制约职权的滥用
教师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将其确定为与医生、法官一样的法定职业，则是近代将教育视为国家事务之后才有的事。与中小学教师相比，高等院校研究生导师的职责与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关系更为直接，其职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中有直接或间接体现。研究生导师职责的核心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专业知识的传授。每个学科和专业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引导研究生掌握这个知识体系就构成导师的基本职责。其二是研究能力的培养。研究生要学着开始做研究，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之外，研究生导师更需要带领学生去做科学研究。其三是科研伦理的引导。在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之外，导师还应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其成为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专业人士。同时，导师还要像孔子和苏格拉底那样，引导学生理解和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工作的社会意义。
从法学的角度讲，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存在着教育法律关系。这是一种隶属性的、特殊的权力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可以从管理和学术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从管理角度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属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并非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带有公法性质的隶属性、管理性关系。
具体来说，导师根据教育法的授权以及高等院校等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委托，对研究生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可以对研究生的学习、实验、实习、论文写作等进行指导和作出安排，而研究生需要服从导师的管理。这种关系，比较接近用人单位对自己员工的管理关系。
不过，前者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效益，而后者管理的目的在于育人。在一些理工科院校，研究生私下里会将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虽不恰当，却形象传神。
从学术角度，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存在评价和被评价的关系。导师对研究生的教育培养必然包含了评价活动，而这种评价具有高度专业性。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评价主要表现为导师对研究生的论文作出的评价，包括对课堂结业论文的打分，以及导师对毕业论文所作的评价与是否推荐答辩等结论；在理工科领域，则可能表现为导师对学生实验数据、实验成果的评价与认定等。这种评价，是导师依据专业标准进行的科学评判，学生必须接受，而行政权力也无法干预，属于因专业而相对封闭的一种学术性权力。
无论在上述哪一种权力面前，研究生无疑都属于被管理和被评价一方，是导学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
站在导师面前的研究生，如同政府面前的民众、老板面前的员工，因而，如果导师的权力不受制约，就可能与任何其他权力一样，迟早会异化和腐败。
一篇基于研究生访谈调研的论文指出，在“师本位”观念、单一导师制和工具理性的裹挟下，有些导师会通过分配的艺术、活动的控制、创生的谋划和力量的编排等策略，从空间、身体、时间、身份四个向度对研究生进行规训，发展出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说的“新型权力技术”，从而使得导学关系异化为利益和服从关系。这种关系的异化，不仅损害了学生个体的成长，也会对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关于导师权力滥用的具体情形，在教育部门不定期公布的师德师风违规案例中屡见不鲜，而在各类自媒体平台上，学生也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侵占学生科研成果，克扣学生劳务费用，安排学生承担与学业无关的事务，基于个人好恶对学生作出不公正对待，因忙于行政事务对学生不管不顾，对学生的个人生活无边界的控制和干扰，甚至发生基于不对等权力的性骚扰、索取财物等行为。
王虹的国外导师，是如何行使职责规范的？
《自然》杂志给导师的建议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在任何学科领域，是否有一个好导师将决定学生的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那么，如何塑造好导师，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大学里遇见好导师？这一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需要构建科学的规则和制度，同时营造师生互信的良好教育环境。
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导师行为规则，约束导师权力，规范教育活动。
医生有医生的行为规范，记者有记者的行为规范，作为拥有管理和评价双重权力的研究生导师，其权力也应受到约束，按照规则来行使。约束导师的行为规范，既包括“硬法”，即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也包括“软法”，即由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制定的导师行为规则。
在国家法律层面，需要明确规定担任导师的基本条件以及具有哪些情形的教师不得担任导师，同时要明确导师的基本职责，即作为导师需要以什么方式承担哪些教学任务。在国家法律作出一般性、原则性规定外，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对法律规定做进一步的细化，颁布易理解、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或导师手册。
比如，英国研究生教育委员会于2019年发布了《良好指导实践框架》(The Good Supervisory Practice Framework)，要求导师“以学生为中心”，承担对学生的培养、支持和塑造职责，明晰了导师在职业生涯中的努力方向。
在王虹就读的法国，各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在2015年联合发布了《科研职业道德全国宪章》，确立了科研诚信、利益冲突披露、师生共同署名等原则，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博士生宪章》要求导师“必须投入必要的时间以提供有效的论文指导”，并与学生进行“定期且频繁的会面”。
相关法律规定和行为规范，应涵盖导师培养学生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能够对导师的行为提供清晰的指引，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设定相应的处罚和惩戒。比如，在教学方面，应明确课堂教学的基本红线，规定何为教学事故并对其设定相应惩戒措施；在科研方面，应明确导师对学生的科研指导义务、合作科研成果的署名规则、学术不端如何处理；在师生关系上，应明确导师的权限范围、师生交往的行为规则、导师应该遵守的廉洁要求，引导导师与学生保持专业的师生关系。
其次，要通过平等的师生沟通机制和公平的争议化解机制，建立信任关系和优化育人环境。
导师和学生之间，会有利益冲突，会有矛盾纠纷。在言论相对宽松的社交媒体上，除了学生抱怨导师外，也有导师在抱怨学生，抱怨学生敷衍学业，抱怨学生精致而功利，甚至以不招收研究生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师生相互抱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师生沟通、理解和信任的不足。
导师和研究生尽管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关系，但在人格和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因此，学校要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沟通机制，就学生培养的重大问题征求导师和学生的意见，形成各方认可的一致方案，而在发生争议时，更要通过对话机制，引导学生和导师把问题摆出来、把不满说出来，通过沟通达成理解，建立起师生信任关系。
在美国，医学院协会于2017年发布了《导师与研究生协议框架》，引导导师和研究生签署《导师培养职责承诺书》和《研究生承诺书》，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可能涉及的论文发表、科研任务、实习、经费等事项进行约定，通过这种契约形式，把话说在前面，明晰了彼此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不仅促进了互信，也最大程度避免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
在导师滥用权力或者不履行导师职责时，需要为学生提供通畅的投诉渠道和公正的争议处理机制。这种争议化解机制，首先是校内的申诉机制，即承担研究生培养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应该建立相应申诉机构，当学生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可以向该机构提出投诉，而该机构应该启动独立调查并给出结论，如果导师有过错，由学校相关部门对导师作出处理，如果导师没有过错，则应该为导师恢复名誉。对于比较严重的问题，学生如对学校处理结果不服，还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诉，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国际教育组织（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宣言》指出：“高水平的公共教育是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提供高水平的公共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建立公众对教学服务的高水平和高标准的信心。”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教师，也许无法像王虹的导师那样，给予学生睿智的指导和无条件的支持，但是，在良好的制度之下，在信任的氛围之中，做好教师本分，恪守导师职责，对得起学生和社会的信任，这一点相信每一个导师都是可以做到的。
有一年，毕业的研究生送给我一本书，是英国学者吉纳·威斯科（Gina Wisker）写的《如何当一个好导师》，我把它摆在书架上，时刻提醒自己：虽然德性和智慧有限，但也要按照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和学位法的规定，努力承担起“为人导师”的法定职责。
“法治理想国”由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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